这年10月，我来到安徽滁县进行农村调查，马不停蹄地在滁县地区所辖的7个县的广大农村，整整跑了10天，了解实行“大包干生产责任制”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，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冲击和逐步完善的经验。
安徽滁县地区推广“大包干生产责任制”，虽然从1979年起步，但是这一自下而上的改革，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民公社的做法，在当时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责难。邻近的省市和全国许多地方仍在观望，党内对这一关系中国农村今后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，存在尖锐的分歧。
跑了10天之后，我在滁县招待所里埋头整理采访记录。这次调查的成果之一，是由我执笔的题为《奇迹在这里出现》的长篇通讯，以大量事实多角度地肯定了“大包干生产责任制”。它先在《安徽日报》头版以整版篇幅发表。接着，《光明日报》以《滁县地区“大包干”生产责任制纪实》为题，于1982年11月7日至24日连载。
这是因为，我在滁县已经从不同渠道听到芜湖市场上出现了“傻子瓜子”，并且正在引起轩然。新闻直觉告诉我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新闻题目，它的重要性也许不亚于我正在写的报道，我当时这样感觉。
我到芜湖，正是岁末，快近年关了，街上的店铺比平日显得忙活起来，辛苦了一年的老百姓都在忙着置办年货。“文革”结束好几年了，虽然国民经济尚在恢复之中，市场供应比以前好多了。
在我的记忆里，多年以来，商品匮乏一直如影随形地陪伴着中国人。那时，过年必备的花生、瓜子，也不是随随便便能买到的，也是凭购货本或票证定量供应。我说的这些，再过若干年，我们的子孙可能会怀疑它的真实性，也会对我后面要说的政治风浪难以理解。
原来，我来芜湖是因为这里发生了一件值得关注的新闻事件：一个绰号叫“傻子”的个体户，名叫年广久，他在自家住的巷口经营自己生产的瓜子，由于这种瓜子质优价廉，此人又懂得经营，以“傻子瓜子”为商标，生意越做越火，渐渐有了知名度，产品销路大增。为了争夺市场，年广久又独出心裁，率先降低价格，致使其他经营瓜子的商贩包括国营的果品公司也不得不降价销售，以争夺客户。
然而，在特定的历史年代，“傻子瓜子”的出现却是一条具有轰动效应的大新闻。因为它正在掀起了一场。
在芜湖，每一个尝过“傻子瓜子”的人，几乎众口一词称赞瓜子炒得好，口感好，价格又便宜又实惠。然而，另一方面，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品尝瓜子的同时，却在认真地思索一个相当“严肃”的问题： “傻子瓜子”究竟姓“资”还是姓“社”呢？
关于“傻子瓜子”存在的合法性，在芜湖的党内党外引起激烈的争论。不少人凭着自己的政治经验，预感到一场寒流将要袭来。
当我来到芜湖，扑面而来的阵阵寒风，使人感到这里的气氛有些异样。“傻子瓜子”究竟是姓“资”姓“社”的争论正在白热化。
来芜湖之前，我事先和市委宣传部的沐昌根取得联系，我们是老朋友。当我在市委招待所安顿下来，向他说明来意，打算采访报道“傻子瓜子”时，沐昌根除了表示全力支持外，也透露出内心的隐忧。
他说，前不久，当地的《芜湖报》发表了该报记者熙采写的一篇报道，对年广久自动降价的做法给予了肯定。不料，这则报道一经发表，立即在芜湖市引起了截然不同的反响：广大市民纷纷称赞，并踊跃购买“傻子瓜子”，但是，有人尖锐地指出，这是为资本主义呐喊，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现实反映。当即，一张大字报贴在闹市街头，据说大字报的作者是当地的一名干部。
这张大字报很有代表性，它把“傻子瓜子”的出现提高到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高度，并将批判的矛头直指《芜湖报》，这就使问题变得十分尖锐和复杂化了。
不仅如此，有关部门对“傻子瓜子”经营者年广久的刁难也接踵而至，比如，不发给他营业执照，不允许他在巷口搭个遮风挡雨的棚子，随心所欲找他的茬儿罚款，等等。
我很快也体会到进一步采访的举步维艰。本来，我很想听一听芜湖市委、市政府有关领导对“傻子瓜子”，特别是对目前事态的看法，虽然一再登门拜访，我却碰了一鼻子灰，秘书们客客气气地告诉我，说领导下乡了，有的说是到省里开会了，我也无法得到证实。很显然，芜湖市所有的领导都不约而同回避了这次敏感的采访，却是耐人寻味的。
在同沐昌根，特别是同熙的交谈中，逐渐了解了事件的复杂背景，我开始理解芜湖市领导为什么回避见我的苦衷。不能责怪这些基层干部，毕竟对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涉及个体经营发展的政策，当时中央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和权威的说法；而从历史教训中生活过来的人都深知，稍有不慎，违背四项基本原则、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大帽子就会扣在头上，谁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呢？
于是，我决定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，到群众中去，直接倾听群众的看法与评价。
一天晚上，我来到年广久的家，因为白天他很忙，要做生意。这是一个个子不高、长得精瘦的聪明人，一点也不傻，40多岁，很健谈。我从年广久那里得知，芜湖自古以来是长江中下游颇有名气的瓜子城，以盛产瓜子炒货而闻名。但是，长期以来由于国家的政策导向，瓜子城的名声早已名存实亡，城市居民每年只能凭购货本在春节时每户买三两瓜子。而广大农村过去以生产“籽瓜”为生的农户，也不种“籽瓜”了，收入大大降低。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政策放开，城市经营瓜子的个体经济蓬勃发展，一改过去多年凭证供应瓜子的局面，不仅活跃了市场，也刺激了农民种“籽瓜”的积极性，农民仅出售“籽瓜”一项收入就相当可观。
这就给了我以极大的启示，瓜子的生产，从过去国营企业独霸市场的状况一改为多种经济成分共同运作，其效果是不言而喻的。 “傻子瓜子”的出现，意味着社会产品的丰富，满足了市场的需要，同时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，何罪之有？
我又走访了派出所和工商管理部门，对这两个部门，一是了解年广久是否奉公守法，如实纳税，另一个问题则是比较敏感的雇工问题，因为当时对个体经济的企业，雇多少工人算剥削，也是一个姓“资”姓“社” 的理论问题，我的心里也没有底。
工商行政管理与税务部门的回答很有意思，他们不仅以满意的口吻称赞年广久按时自动交管理费和税金，而且他们说，由于过去市面萧条，他们年年完不成税收任务，而现在税务部门的日子就好过多了。因为年广久是他们管片的纳税大户。
这就告诉我，城市个体经济的发展不仅有效地活跃了经济生活，也为国家增加了税收，何罪之有？
对派出所的采访也颇受启发。派出所的民警很坦诚地说，过去这一带有很多无业青年，由于没有正当职业，不免滋生事端，社会治安很不好。自从年广久搞起了瓜子作坊，招募这些无业青年干活，按劳取酬，有了固定收入，结果社会治安大为改观，过去经常寻衅闹事的青年们一个个都变了。
